综述目的
心理社会干预是向个人或团体提供的谈话或实际干预或两者皆有的干预。本综述所考查的干预是为了帮助父母改变其饮酒或吸毒行为，也涉及与其孩子照护相关的问题。我们旨在发现此类干预是否可帮助父母减少其饮酒和吸毒行为，以及是否会对其孩子有益。
背景
父母一方酗酒、吸毒或两者皆有，会对使用此物者、其伴侣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孩子有害。父母一方或双方酗酒或吸毒，其孩子更有可能被伤害，出现身心健康问题，甚至自己继续酗酒和吸毒。因此，父母酗酒和非法吸毒通常被视作关乎儿童保护。
检索日期
本综述证据截至2020年7月。
关键结果
我们在综述中纳入22项研究，共2274名酗酒或吸毒的成年受试者。研究中检验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心理社会干预；有些干预重点解决父母的饮酒和吸毒问题，另一些则重在养育技能和亲子关系。有些心理社会干预将两者结合起来。大多数研究评价为母亲提供的干预。大多数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并且有研究委员会或慈善机构的资助。
我们发现，心理社会干预可能有助于父母稍微减少饮酒和吸毒的频率。似乎是，关注父母饮酒、吸毒及父母角色的干预在减少父母饮酒和吸毒频率方面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这些干预对父亲的帮助可能大于对母亲的帮助。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以了解这些干预是否对父母皆有帮助。目前的证据表明，不涉及儿童的干预可能更大程度地减小父母饮酒和/或吸毒的频率。
结论
针对酗酒或吸毒者的干预，若同时关注养育技能和饮酒/吸毒干预，可能会最有帮助，因为这些干预不涉及孩子，虽然相关证据质量有些薄弱。这些干预对父亲的帮助可能比对母亲的帮助更大。
证据质量
证据质量为中等至极低。
我们发现有中等质量证据显示，心理社会干预可能降低父母使用酒精和毒品的频率。将养育技能干预与物质使用干预成分相结合的综合心理社会干预可能显示出最佳干预效果。似乎是，母亲的干预获益可能低于父亲，建议谨慎解读此证据，因为单纯提供给母亲的干预通常不会涉及物质滥用和其他相关需要。我们从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发现有低质量证据，有孩子参与的干预并未见有益处。
父母物质滥用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安全保护问题。已有许多与物质滥用父母有关的干预试验试图解决此危险因素，可见有潜在的父母和孩子获益结局。
为评估心理社会干预在减少父母物质使用（酒精和/或非法药物，不包括烟草）方面的有效性。
我们检索了以下数据库（自建库至2020年7月）：CochraneCochrane药物和酒精组专业注册库（Cochrane Drugs and Alcohol Group Specialised Register）、CENTRAL、MEDLINE、Embase、PsycINFO、CINAHL、应用社会科学库（Applied Social Science, ASSIA）、社会学摘要库（Sociological Abstracts）、社会科学索引库（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Scopus、临床试验注册平台（ClinicalTrials.gov）、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 Platform, ICTRP）以及TRoPHI.我们还检索了关键期刊和所纳入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并联系了在该领域发表论文的作者。
我们纳入了有21岁以下子女的父母的物质使用问题的复杂心理社会干预试验数据。本综述仅纳入了自干预开始至少随访6个月的研究，并将心理社会干预与对照组状况比较。本综述的主要结局为父母使用物质的频率减少。
我们使用了Cochrane推荐的标准方法学程序。
我们纳入了22项独特研究，共2274名受试者（父母平均年龄26.3至40.9岁），考查了24项实验干预。大多数研究仅对母亲进行干预（n=16, 73%）。海洛因、可卡因和酒精是受试者最常报告使用的物质。干预针对仅有养育（n=13, 59%）、仅有吸毒和饮酒（n=5, 23%）、或两者皆有的综合干预（n=6, 27%）。有半数研究（n=11, 50%）比较了实验干预与常规治疗。其他比较组别有最小干预、注意控制和备选干预。8项纳入的研究报告了6月和/或12月随访时的主要结局，均纳入Meta分析。我们分别研究了对酒精和毒品的干预效果。
研究发现，在所有“风险偏倚”维度上，多数为低或不明确偏倚风险，除了受试者、研究人员和结局评估盲法方面。
我们发现有中等质量证据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心理社会干预可能更有效地降低父母滥用酒精的频率：6月随访(mean difference (MD)=-0.32, 95% confidential interval (CI) [-0.51, -0.13]；6项研究，475名受试者）和12月随访（standarised mean difference (SMD)=-0.25, 95% CI [-0.47, -0.03]；4项研究，366名受试者）。我们发现，仅12月随访时使用频率有显著降低（SMD=-0.21, 95% CI [-0.41, -0.01]；6项研究，514名受试者，中等质量证据）。
我们考查了不同干预类型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低质量证据显示，仅针对物质使用的心理社会干预可能不会降低饮酒频率（6月：SMD=-0.35, 95% CI [-0.86, 0.16]；2项研究，89名受试者；12月：SMD=-0.09, 95% CI [-0.86, 0.61]；1项研究，34名受试者）或吸毒频率（6月：SMD=0.01, 95% CI [-0.42, 0.44]；2项研究，87名受试者；12月：SMD=-0.08, 95% CI [-0.81, 0.65]；1项研究，32名受试者）。仅包括养育干预，没有附加物质使用干预成分，可能不会降低酒精滥用频率（6月：SMD=-0.21, 95% CI [-0.46, 0.04]；3项研究，273名受试者，低质量证据；12月：SMD=-0.11, 95% CI [-0.64, 0.41]；2项研究，219名受试者，极低质量证据）；或吸毒频率（6月：SMD=0.10, 95% CI [-0.11, 0.30]；4项研究，407名受试者，中等质量证据；12月：SMD=-0.13, 95% CI [-0.52, 0.26]；3项研究，351名受试者，低质量证据）。父母接受结合针对养育和物质使用成分的综合干预，这可能会稍微减少酗酒（6月：SMD=-0.56, 95% CI [-0.96, -0.16]；12月：SMD=-0.42, 95% CI [-0.82, -0.03]；2项研究，113名受试者）和吸毒频率（6月：SMD=-0.39, 95% CI [-0.75, -0.03]；12月：SMD=-0.43, 95% CI [-0.80, -0.07]；2项研究，131名受试者）。然而，此证据质量低。
有孩子参与部分环节的心理社会干预，并不能有效减少父母饮酒或吸毒的频率，而孩子不参与任何环节的干预却发现，可减少酒精滥用频率（6月：SMD=-0.47, 95% CI [-0.76, -0.18]；3项研究，202名受试者；12月：SMD=-0.34, 95% CI [-0.69, 0.00]；2项研究，147名受试者）和12月随访时的吸毒频率（SMD=-0.34, 95% CI [-0.69, 0.01]，2项研究，141名受试者）。但此证据质量低。
针对父亲的干预似乎常常比针对母亲的干预更有益处。我们发现有低至极低质量证据显示，母亲仅6月时酗酒的频率降低（SMD=-0.27, 95% CI [-0.50, -0.04]，4项研究，328名受试者），而父亲则减少酗酒频率（6月：SMD=-0.43, 95% CI [-0.78, -0.09]；2项研究，147名受试者；12月：SMD=-0.34, 95% CI [-0.69, 0.00]；2项研究，147名受试者）；吸毒频率（6月：SMD=-0.31, 95% CI [-0.66, 0.04]；2项研究，141名受试者；12月：SMD=-0.34, 95% CI [-0.69, 0.01]；2项研究，141名受试者）。
译者：赵雯倩（Cochrane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那打素护理学院），审校：臧渝梨（Cochrane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那打素护理学院）。2021年10月4日。简体中文翻译由Cochrane中国协作网成员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翻译传播工作组负责，联系方式：tina00034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