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综述问题
数字干预能帮助COPD患者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健康状况吗？数字干预能改变患者症状管理的行为吗？
什么是COPD？
COPD是气道和肺部的慢性、进行性疾病。通常，长期接触烟草烟雾中的有害化学物质会导致气道的炎症反应和肺部气腔的异常扩张，从而引发COPD。由于COPD的性质异常多变，其对患者个人生活的影响也相同。COPD的典型症状是持续性咳嗽和呼吸困难，疾病发作（恶化）期间症状加剧，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加重，这就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COPD的疾病管理非常复杂，其形式也依病情的轻重程度而变化。患者的自我管理，如呼吸训练、药物治疗联合补充吸氧等，通常能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
“数字干预”和“远程医疗”是指运用一定的技术，实现患者和医疗服务行业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从而帮助医生远程管理患者的疾病。这种干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医生根据患者用手机或平板记录的症状和肺功能情况，实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也可能包括患者参加远程培训，学习自我管理技巧。数字干预为COPD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医疗保健服务，使他们能够从中获益。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本系统综述？
我们想了解数字干预是否有利于COPD患者控制病情，改善自我管理行为。此外，我们想了解不同数字干预中的行为改变技术。
我们发现了什么证据？
大多数情况下，数字干预或多组分干预并没有改善患者步行距离，或增强患者自身对疾病管理的信念。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措施可能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无法确定这种改善是否能长期持续。长期采用数字干预可能可以改善呼吸困难症状，但在疾病发作时几乎起不到效果。由于缺少资料，我们无法断言数字干预能用于改善COPD患者的健康状况或减少其伤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数字干预会带来不良反应。数字干预的效果究竟如何，这种新方式又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要得出更可靠的结论并深入了解其机制，还需要该领域内的进一步研究。
没有足够证据能阐明，与常规护理相比，数字干预（联合支持性自我管理）或多组分干预对6MWD或自我效能是否有确切的影响。我们发现数字干预可能在短期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效果能否长期持续。长期使用数字干预可能可以改善呼吸困难症状。多组分干预的相关证据质量极低。由于没有不良事件的相关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干预是否有影响。由于缺少盲法，各项研究具有高偏倚风险，因此证据质量普遍为极低。鉴于各研究间的干预措施和盲法存在差异，未来还需扩大研究规模，将这些局限也考虑进去。本综述发现数字干预能给患者带来轻微的改善，但这种改善在普通COPD患者人群中是否仍然成立，还需进一步研究来确定。
通过BCT分类明确行为改变机制，能为医生对不同程度的COPD患者提供数字干预、评估健康结果时提供一定的衡量标准。如何解读数字干预中BCT对健康结果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相关指导信息。由于证据质量极低，我们无法解读BCT对健康结果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在设计试验方案探究数字干预的有效性时，需要采用标准化的方法。除了反映行为改变的结局指标要统一标准以外，BCT的分类也要标准化。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与呼吸困难和（或）咳嗽咳痰有关，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功能状态。为减轻患者和医疗服务行业的负担，需要进一步探索，找到更高效的替代性疾病管理方式，让患者自身参与到疾病管理中来。数字干预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健康行为，提高患者参与度。
评估数字干预对COPD疾病管理的影响，应用行为改变技术（Behaviour Change Technique, BCT）分类法对干预内容进行描述和探究。
截至2020年4月28日，我们检索了Cochrane呼吸道组专业注册库（Airways Trials Register）中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以及网络临床试验注册库中的其他试验。
我们纳入了数字化技术干预（联合常规支持性自我管理）与常规护理、对照自我管理相对照的RCT，以及多组分干预（其中一组分为数字化自我管理）与常规护理、标准护理或对照自我管理相对照的临床试验。
我们采用了标准的Cochrane方法学流程。两位综述作者独立完成纳入试验筛选、资料提取、偏倚风险评估工作，有分歧产生时，由第三位综述作者参与解决。我们使用GRADE评级法评估了证据质量。主要结局指标为健康行为、自我效能、病情恶化、生活质量，以及St George呼吸问卷（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GRQ）。SGRQ最小临床重要差异（minim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 MID）为4分。两位综述作者独立应用BCT分类法来明确数字干预影响行为的机制。
本meta分析共纳入了14项研究（共计1518名受试者），试验时长为13周至53周不等，受试者COPD严重程度分级为轻度至极重度。由于没有施盲，研究具有高偏倚风险。由于缺乏盲法和不精确，GRADE评级为低质量证据或极低质量证据。常见的确认为数字干预行为改变机制的BCT类别有：目标与计划、反馈与监测、社会支持、认知与前因变量。
数字干预（联合常规支持性自我管理）
数字干预方式有手机（3项研究）、智能手机应用软件（1项研究）以及网络或互联网（5项研究）。
以受试者第13周的6分钟步行距离（six-minute walk distance, 6MWD）为结局指标（MD=26.20，95%CI [-21.70, 74.10]；122名受试者；2项试验），或23至26周的6MWD为结局指标（MD=14.31，95%CI [-19.41, 48.03]；164名受试者；3项试验），无法确定数字干预对健康行为是否有影响，证据质量极低。受试者第52周的6MWD可能有所改善（MD=54.33，95%CI [-35.47, 144.12]；204名受试者；2项试验），但各项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极低质量证据）。
以慢性病管理量表（self-efficacy on managing Chronic Disease Scale, SEMCD）或肺康复适应指数（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dapted index of self-efficacy, PRAISE）所测得的自我效能为结局指标，结果可能没有差异，证据质量极低。
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问卷（respiratory disease questionnaire, CRQ）为结局指标，受试者第13周的生活质量可能略有改善（MD=0.45，95%CI [0.01, 0.90]；123名受试者；2项试验；低质量证据），但无临床意义（MID=0.5）；第23周和第25周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差异（低质量或极低质量证据）。以SGRQ总分为结局指标，受试者第52周的临床症状可能有所改善（MD=-26.57，95%CI [-34.09, -19.05]；120名受试者；1项试验；低质量证据）。以COPD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 CAT）和临床COPD问卷（Clinical COPD Questionnaire, CCQ）为结局指标，证据质量极低。
第13、23和52周的呼吸困难症状（CRQ dyspnoea）几乎没有改善（低质量或极低质量证据），第26周出现病情恶化案例的平均值也几乎没有差异（低质量证据）。
没有关于出现不良反应人数的证据。
多组分干预
数字干预方式包括手机（1项研究）、网络或互联网（5项研究）。
以受试者第13周的健康行为（6MWD）为结局指标，无法确定数字干预是否有影响，证据质量极低（MD=99.60，95%CI [-15.23, 214.43]；20名受试者；1项试验）。
没有关于自我效能的证据。四项研究报告了数字干预对生活质量的影响（SGRQ量表和CCQ量表），证据质量极低。
在第52周病情恶化人数上，或初次恶化的平均周期上，多组分干预组和标准护理组之间的数据可能没有差异。
无法确定数字干预对第52周出现不良事件的人数是否有影响，证据质量极低。
译者：毛慧（北京中医药大学2018英语班医学方向），审校：李迅（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2021年10月20日。简体中文翻译由Cochrane中国协作网成员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翻译传播工作组负责，联系方式：tina00034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