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在其一生中可能被診斷罹患攝護腺癌，且罹患攝護腺癌的男性患者人數仍持續增加。部分患者可能出現諸如解尿困難、疼痛和性功能障礙等問題，這些問題可能讓他們感到苦惱、焦慮、產生不確定感或感覺沮喪。患者的生活品質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健康專業人員經常提供介入，協助患者處理一些攝護腺癌相關症狀，以及導因於症狀的心理社會問題。無論如何，迄今為止我們仍不清楚這些介入的整體效果。
在本次文獻回顧中，我們針對比較心理社會介入和一般照護療效的試驗進行評估。最新資料可追溯至2013年10月。本次文獻回顧納入19篇試驗，共計收錄3204名男性患者。除了3篇試驗以外，所有其他試驗皆於美國進行。本次文獻回顧著重下列結果：生活品質、自我效能、知識、不確定感、苦惱和沮喪感。
分析結果顯示在介入結束時，心理社會介入可微幅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不過並不清楚這些微小的改善，是否確實能使患者變得不同。心理社會介入也可有效增加患者的知識，直至介入結束後3個月。並無證據顯示這些介入可改善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自我效能，或減輕他們的不確定感、苦惱和沮喪感。就本次文獻回顧測量的大部分結果，並無明確證據顯示團體介入 (就整體而論) 的效果，優於個別介入。所有上述結果皆須謹慎解讀，因為大部分試驗的證據品質極低。部分試驗規模很小，有些試驗退出的患者人數很多。試驗收錄的受試者為各種期別攝護腺癌的男性患者。介入的內容、進行方式和持續時間也不盡相同。必須進行更多且更優良的研究，才能判斷哪些心理社會介入，可有效滿足各種期別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需求。
整體而言，此次文獻回顧顯示，相較於一般照護，心理社會介入對某些健康領域 (採用GHQoL生理層面和癌症相關生活品質進行測量)，可能具有些微的短期效果。也可能可以增加患者對攝護腺癌的知識。不過本次文獻回顧未能證實對其他領域具統計顯著影響，例如症狀相關生活品質、自我效能、不確定感、苦惱或沮喪感。此外，即使觀察到正面效果，卻仍不確定介入的影響幅度是否足以視為具臨床重要性。依據GRADE，大部分結果的證據品質皆屬極低，反映這些試驗有其限制、無法追蹤受試者、試驗具異質性和收錄的樣本數少。我們無法依據疾病分期或治療模組，進行有意義的子群體分析。儘管本次文獻回顧的部分結果令人心生鼓舞，但並未提供充分證據，以致無法針對這些介入對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療效，提出有意義的結論。必須藉助其他公開通報的優良研究試驗，確立心理社會介入對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角色。
由於攝護腺癌的發生率和盛行率持續攀升，需要幫助和支持以協助他們因應疾病和治療相關症狀及其心理社會影響的男性人數，也可能增加。
針對改善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 QoL)、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和知識，以及減輕苦惱、不確定感和沮喪感，評估心理社會介入對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療效。
我們利用許多電子資料庫搜尋試驗，包括考科藍對照試驗中央註冊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MEDLINE、EMBASE和PsycINFO (截至2013年10月為止)，並以人工的方式搜尋期刊和參考文獻清單。
本次文獻回顧收錄任一期數攝護腺癌男性患者的心理社會介入隨機對照試驗。我們納入明確使用1種或併用數種下列方法的心裡社會介入：認知行為介入、心理教育介入、支持性介入和諮商。必須由受過訓練或外行人負責進行或協助執行介入措施。
由2位文獻回顧作者組成一對，獨立萃取資料並評估偏差風險。我們利用標準化平均差 (SMD)、隨機效果模式 (random-effect model) 和95%信賴區間 (CI) 進行資料分析。
本次文獻回顧納入19篇比較心理社會介入和一般照護的試驗，共計包含3204名攝護腺癌男性患者。除了3篇試驗以外，所有其他試驗皆於美國進行。
心理社會介入組的男性患者，於介入結束時的一般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gene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GHQoL) 生理層面，具有顯著的小幅改善 (1414名受試者，SMD為0.12，95% CI為0.01至0.22)，證據品質偏低。至於接受團體介入的患者，於介入結束時，接受心理社會介入患者的GHQoL生理層面，也有些許改善 (SMD為0.24，95%CI為0.02至0.47)。並無明確證據顯示，相較於對照組，接受個別介入的患者，於介入結束時GHQoL分數有所改善。同樣亦無明確證據顯示，於介入後4至6個月和8至12個月時，心理社會介入對改善GHQoL的生理層面具有益處。此外，並無明確證據證明心理社會介入於介入結束時，對GHQoL的心理層面具有益處 (1416名受試者，SMD為 -0.04，95% CI為 -0.15至0.06)，證據品質中等。於介入後4至6個月和8至12個月的GHQoL心理層面結果，正面和負面影響不相上下。在介入結束時，心理社會介入可略微改善癌症相關生活品質 (SMD為0.21，95% CI為0.04至0.39)，但在8和12個月時，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不相上下。對於攝護腺癌專屬生活品質和症狀相關生活品質，治療組間並無顯著差異。
並無明確證據顯示在介入結束時，心理社會介入有助於改善自我效能 (337名受試者，SMD為0.16，95% CI為 -0.05至0.38)，但此項資料得自3篇證據品質極低的個別介入試驗。介入後6至8個月和12個月時，對自我效能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相當。心理社會介入組的男性患者，於介入結束時對攝護腺癌的知識增加程度中等 (506名受試者，SMD為0.51，95% CI為0.32至0.71)，此項資料來自2篇證據品質極低的試驗；至於團體介入和個別介入的子群體，知識的增加情況與上述相似。在介入後3個月，可見心理社會介入組患者的知識微幅增加 (SMD為0.31，95% CI為0.04至0.58)。
介入結束時對不確定感 (916名受試者，SMD為 -0.05，95% CI為 -0.35至0.26) 和苦惱 (916名受試者，SMD為 0.02，95% CI為 -0.11至0.15) 的結果，正面和負面影響相似，證據品質極低。並無明確證據顯示，在介入後6至8個月和12個月時，心理社會介入有助於減輕患者的不確定感和苦惱。最後，並無明確證據證明在介入結束時，心理社會介入對沮喪的情緒有所助益 (434名受試者，SMD為 -0.18，95% CI為 -0.51至0.15)，證據品質極低。相較於一般照護組，個別介入可顯著減輕患者的沮喪感。在介入後第6個月和第12個月時，對沮喪結果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相仿。
納入試驗的整體偏差風險不明或偏高，主要是表現性偏差所致。
並無關於疾病分期或雄性素阻斷療法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 的資料可供萃取，以進行子群體分析。只有1項試驗探究不良作用。高損耗表示接受介入可能使某些受試者感覺不自在。
翻譯者：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中心
本翻譯計畫由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中心、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及東亞考科藍聯盟(EACA)統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