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
抑郁状态在癌症患者中常见。抑郁症状通常是这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所产生的正常反应或直接影响。因此，当抑郁症状变成疾病并且需要药物治疗时，并不容易被识别。目前的科学文献表明，即使是轻微的抑郁症状，也可对癌症的病程产生相关影响，降低整体生活质量，影响患者对抗癌治疗的依从性，并可能增加死亡的可能性。
综述的目的
评估抗抑郁药对于成年（18岁以上）癌症患者的可能有益作用很重要。本综述的目的在于评价抗抑郁药在治疗任何部位和任何分期癌症的患者抑郁症状时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
主要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对10项评估抗抑郁药有效性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这10项研究共涉及885名受试者。目前证据检索截止到2017年7月3日。由于研究涉及的受试者数量少，且对于研究进行过程的报告存在问题，在治疗6到12周后，抗抑郁药在治疗抑郁症状方面是否优于安慰剂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抗抑郁药在和安慰剂进行对照时的耐受程度。我们的研究结果没有显示任何特定的抗抑郁药在有益和有害作用方面优于其他抗抑郁药。为了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我们需要将受试者随机分配接受不同治疗的大规模的研究。目前，我们无法得出关于抗抑郁药对癌症患者抑郁症影响的可靠结论。
证据的质量
因为缺乏研究设计的信息，结果分析中的受试者数量少，以及研究特征与结果之间的差异，证据的质量非常低。
结论是什么？
尽管抑郁症对癌症患者有影响，可获取的研究数量非常少，且质量低。本综述发现，关于这些抗抑郁药与安慰剂对照效果的证据质量非常低。
尽管抑郁症对癌症患者有影响，可获取的研究数量非常少，且质量低。本综述发现，关于这些抗抑郁药与安慰剂对照效果的证据质量非常低。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无法推断出对于实践的明确影响。抗抑郁药在癌症患者中的应用应该在个体基础上考虑，而且，考虑到一对一数据的缺乏，选择哪一种药剂进行处方可以基于抗抑郁药在重度抑郁症人群中的疗效，也可以考虑患病者的数据表明SSRIs在安全性方面正面的情况。为了更好的为临床实践提供信息，迫切需要将普遍使用的抗抑郁药和安慰剂进行对照用于治疗有抑郁症状、有或没有正式诊断为抑郁症的癌症患者的大样本、简单、随机、实效性的试验。
抑郁症和其他抑郁症状在癌症患者中很常见。如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国际疾病分类（ICD）之类的诊断手册描述的那样，由于医学症状和精神症状之间的重叠，这些病症在临床实践中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区别对这种严重疾病的病理反应和正常反应尤其具有挑战性。抑郁症状，即使是在阈值以下的表现，也被证明对生活质量、患者对抗癌治疗依从性、自杀风险甚至癌症本身的死亡率都有负面影响。关于抗抑郁药对于这一人群的疗效、耐受性和可接受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数量少，且经常报告相互矛盾的结果。
为评价抗抑郁药治疗成年（18岁或18岁以上）癌症（任何部位和阶段）患者抑郁症状的疗效、耐受性和可接受性，
我们检索了以下电子文献数据库：Cochrane对照试验中心注册库（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CENTRAL，2017年第6期）、MEDLINE Ovid（1946年至2017年6月第4周）、Embase Ovid（1980年至2017年第27周）和PsycINFO Ovid（1987年至2017年7月第4周）。我们另外手工检索了最相关的国家、国际和制药公司试验注册库的试验数据库、药物批准机构的发表和未发表或正在进行的对照试验。
我们纳入了抗抑郁药和安慰剂对照、或者一种抗抑郁药与另一种抗抑郁药对照，且以具有癌症和抑郁症的任何初步诊断（包括重度抑郁症、适应障碍、精神抑郁症或没有正式诊断的抑郁症状）的成年人（18岁或18岁以上）为研究对象的RCT。
2名作者独立检查文献的纳入资格并且使用专以本综述为目的设计的表格进行数据提取。2名作者对比提取的数据，然后采用双重录入的程序将数据录入RevMan 5。提取的数据包括研究和受试者特征、干预细节、每个利益时间点的结局测量、成本分析和药品公司的赞助。我们使用了Cochrane推荐的标准方法学。
我们共检索到10项研究（共885名受试者），其中7项研究进入了对主要结局的meta分析。这7项研究中有4项将抗抑郁药与安慰剂对照，2项将两种抗抑郁药进行对照，1项三臂研究将两种抗抑郁药和安慰剂进行对照。在这次更新中，我们纳入了1项新的未发表的研究。这些新数据对次要分析产生了影响，主要分析的结果保持不变。
对于急性期治疗反应（6到12周），我们发现抗抑郁药和安慰剂对比在治疗抑郁症状方面无差异，无论是对于连续结局（标准化均差（SMD）=-0.45，95%置信区间（CI）[-1.01, 0.11]，5项RCT，266名受试者，证据质量非常低），还是对于研究结束时患抑郁症的人所占比例（风险比（RR）=0.82，95%CI=[0.62, 1.08]，5项RCT，417名受试者，证据质量非常低），结果均是这样。没有试验报告了随访反馈（大于12周）的数据。在一对一的比较中，我们只检索了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和三环抗抑郁药比较的数据，结果显示这两类之间无差异（SMD=-0.08，95%CI [-0.34, 0.18]，3项RCT，237名受试者，证据质量非常低）。在我们对次要结局疗效（二分类结局，6到12周的反应，证据质量非常低）的分析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抗抑郁药和安慰剂或另一种抗抑郁药相比更有效。就由任何原因导致的脱落而言，我们发现抗抑郁药和安慰剂相比（RR=0.85, 95%CI [0.52, 1.38]，7项RCTs，479名受试者，非常低证据质量），以及SSRIs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相比（RR=0.83，95%CI [0.53, 1.30]，3项RCT，237名受试者）没有差别。我们降低了证据的质量，因为纳入的研究报告不当、样本量小且置信区间宽而导致了不准确性、统计或临床异质性导致了不一致性，造成了偏倚风险不确定或较高。
译者：尚亚西；审校：马思思、鲁春丽，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2020年3月15日